非官方艾滋病简史

文/马从从图/互联网

在我出生的年，IBM推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航天飞机在美国试飞成功，一个法国人驾着一架教练机突破巴黎防空网，穿过凯旋门翻了一个跟头，了却了多年愿望。那时候离还远，人们乐得一笑。同年，威尔士亲王和戴安娜喜结连理，没有人不高兴。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里写到：“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的水泡和喘气；当他跑步时，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与岁月。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

麦当娜车祸现场

又是年，美国的医学杂志《发病率与病死率周刊》里提到了一种罕见的肺炎，并特别说明，五名发病者都是男同性恋。尽管文章发表的6月5日后来被视为艾滋病发现日，实则这种莫测疾病早已经被留意。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甚至找到了可确认的、活着的第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并称其为“病号零”。病号零是法裔加拿大人，英俊潇洒，男同性恋，相对放荡，有人估计他一生有过名性伴，最后一点，他是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病毒自然而然地搭着飞机播种。最初的例男同性恋艾滋病例中，40例与病号零有染。研究人员将他们这般分类：洛杉矶1、洛杉矶2、纽约1、渥太华4、多伦多1、旧金山2……

病号零

由于最初的病患都是男同性恋，艾滋病被想当然地理解为一种同志瘟疫，这大约合上了教会的脾胃，艾滋病即刻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纵欲的惩罚，今时今日，这依旧是一种解释艾滋病来源的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病毒源于猴子。研究人员中奖一般在一份年采集的血液样本中发现了艾滋病毒，该样本来自刚果金的原著民。后来又在非洲猴子身上发现了猴艾滋病毒。至于猴和人之间的传播变异，则没有统一看法，允许各种遐想。近来的观点又认为，人类染上艾滋病毒的时间要比想象得早很多，有人说是十九世纪初，有人说十八世纪，至于何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发力，除了上帝的原因，满天的飞机无论如何也算作一个。契科夫有一句话：“电流和蒸汽里比之节制和禁欲有着更多对人类的爱。”看来在艾滋病这件事上，上帝和电流都不爱人类了。

艾滋病爆发的头几年，最触目的传播事件不来自纵欲者而来自生产线。八十年代中期，法国、日本、加拿差不多同时出现了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的情况，每个国家的受感人数都超过一千。感染的原因很明确，血友病人需要服用血制品抑制病情，而制作血制品首先要采集人血，提取当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混合，最后在流水线上滚滚而出。这种生产方式的好处自不待言，坏处是只要当中有一份污血，那所有血液都将受污。需要挑明的是，彼时，无论是对艾滋病毒还是血制品，人们的认识都相对混沌。美国刚刚有了血液病毒灭活技术，是这几桩污血案使这一技术神速普及。

后来的情形像童话里描述的一般，这些国家再也没有发生一例因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的事件。在中国，年第二期的《世界博览》还“博览”了一把诉讼中的法国污血案，标题是“法国医学界丑闻”。同时同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未经病毒灭活的血制品正在批量下线。而采集血液的血站遍布中国各地。当时，搞地皮这项买卖还没提上案头，一些小地方钻研的门道就是吸血卖血。对于卖血的农民，则有一句顺口溜：“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露出青筋的农民面对的是西医器械、商品生产线、原始资本主义，这当中没有一条在他们经验范围之内。吊诡的是，农民的对面，那些抽血的、管理血站的以及生产血浆的也并不能高明。

医院，器具消毒不彻底、重复使用针头、自行混合血浆等乱象比比皆是。年10月底的《南方周末》上刊登的“采血史”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还好，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HIV。天津血液学研究所的老所长杨天楹几次造访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劝其停止生产未经病毒灭活的血制品。专家刘隽湘调研了八个省的血站，编写了《血浆单采术手册》，企图规范采血流程。效果不必多言，一滴糖水甜不了大海。至于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到底造成了多少例艾滋病毒感染，至今没有真切数据，只能说多于百人。而在采输血过程中感染的则无以计数，亚洲促进会年9月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因“血液丑闻”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是。

年9月，我参加NGO组织“粉色空间”的一个公益项目而得见了几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她们全部来自山西农村，于九十年代中期感染，感染情节如出一辙。感染者莫云说，医院生产，大夫告诉她输点血“比较好”，莫云记得自己的反应是“大夫说得肯定对，大夫都是为我们好，再说破财消灾嘛。”很快，医院来了一个人，胳膊一伸拳头一捏，一袋血从无到有不过数分钟。莫云记得自己摸了摸血袋，“热乎乎的”。她当时埋怨丈夫道：“也不盯着找个好点的，那人黑得跟煤球一样，又丑，我皮肤多好……”在这批感染者当中，只有刘倩的状况略有不同，是因宫外孕大出血而输血，病愈出院后，庆幸捡回一条命的她请来一只唢呐队，医院送上了一面鲜艳锦旗。

因服用血制品药物而感染艾滋病的人

老人的儿子死于艾滋病（卖血感染），孙子也是病毒携带者（母婴感染）。

其实早在年，中国就颁布了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政策文件，文件名很长：《关于限制进口血液制品防止AIDS病传入我国的联合通知》。当中写道：“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ＡＩＤＳ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如果用污染了ＡＩＤＳ病原因子的带毒血浆制备血液制品，无疑有传播ＡＩＤＳ病的潜在危险。”文件干脆利落，一手禁一手放，接着写道，“卫生部已采取措施，批准两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事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血制品经污血案的激浊扬清，再未藏污纳垢。而同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艾滋病毒感染的个别案例。

研究表明，中国艾滋病毒的主要源头是年云南发现的例感染者，他们皆是吸毒人群。同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中这样规定：禁止有艾滋病、性病的外国人入境。到年，卫生部终于发布了《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当时，“血液经济”如日中天，当中的乱象累累在案，有目皆知，再大的裤衩子也遮不住了。《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中连着用七个“有的”将买卖中的肆无忌惮例举一遍，最后说：“清理整顿单采血浆站、血源队伍和原料血浆供销渠道，加强质量监控，实行严格管理已迫在眉睫。”“迫在眉睫”的结果是计策对付政策，血站时关时开，有的地方血站关了，视卖血为优越工作的农民们就集体移动。

作家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序言中说他记得一个人和一次辉煌的行军，他写道：“他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了近千卖血者，长途跋涉五百多公里，从浙江到江苏。跨越了十来个县，将他们的血卖到了他所能知道的价格最高之处。他的追随者获得了更多一些的收入，而他自己的钱包则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鼓了起来。这是一次杂乱的漫长的旅程，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手段，使这些平日里最为自由散漫同时又互不相识的人，吵吵闹闹地组成了一只乌合之众的队伍。”

这支队伍最终将走向哪里呢，感染者莫云的话朴素哀凉，她说只想活得好一点，希望得到比低保更多的钱供女儿上学，她谁也不恨，只恨自己丈夫，“他长得不赖，脑子也好，挣点钱不是啥大问题，如果我没有得这个病，他不会跑，我们这个家就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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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参考以下资料：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输血感染艾滋病调查报告》、《中国艾滋病法律人权报告》，公益中国网站的《中国血友病感染HIV报告》，南方周末的文章《采血史》，三联生活周刊文章《血友病人刘固的的求生之路》，美国时代周刊文章《病号零的惊世传奇》（TheAppallingSagaofPatientZero），中国红丝带网的大量资料以及其它相关资料。

“莫云”为化名，对她经历的叙述来自第一手采访资料。“刘倩”为其本人认可的公开名，她曾以此名在赵亮导演的纪录片《在一起》中未遮挡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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