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药危机封城封村之后的艾滋感染者

刘全有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打电话，一遍遍地给天门市疾控中心打电话。无人接听。后来他才知道，整个艾防科室的人几乎被调去处理肺炎疫情了。

大年初三，在打了十几个电话之后——每一个电话都要避开家人注意——疾控中心终于有人接听了，对方告诉他，这个事情现医院的一位主任来处理了。他打去电话，又不通了。他看了看自己的药。倒数计时的闹钟悬在他的头顶，还有5天。

很快他将知道，电话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

文

谢梦遥

编辑

糖槭

告急

那种不安的感觉是逐渐浮现的。

1月23日，武汉的「封城」消息传来的时候，刘军并没有太担心。年前一周，他从工作所在地广州回湖北孝感老家的时候，他看到路上只有很少的人戴口罩。似乎是一夜之间，疫情就爆发了。他没有那么快地消化掉接踵而来所有的信息，「我不是武汉本市的嘛，再观望几天吧。」他告诉《人物》，按照他的计划，他将在大年初八回广东。他多带了两天的药，可以吃到初十。

准确地说，是三种药。身为一个艾滋感染者，刘军需要每日服药抑制体内病毒。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有8种，针对不同个体，医生通常会从中选择三种作为治疗方案。「三联」，他们都这么说。每三个月，医院取一次药。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继武汉发布停运消息后，同一天湖北省再陆续有多个城市跟随，至1月24日上午，全省鄂州、黄冈、孝感等13座城市相继「封城」。人出不去了。他慌了。治疗艾滋的药物不像粮食或者口罩，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医院都可以取药，按属地管理原则，只医院取药。上海只接纳本地户籍人士，武汉则宽限至有居住证和本地学生证的人。这种定点取药规定在患者社群内早有反对声音，但难以撼动，毕竟免费的艾滋病治疗涉及到地方财政支出。

史无前例的封城，有利于抑制疫情的扩散，但也引发了一些混乱，艾滋感染群体断药是次生问题的其中一个。

但对于个体来说，这无疑于一场灾难。断药后果很严重。艾滋治疗要求极高的依从性，每天按时服药以抑制病毒数量——时间卡到分钟，很多感染者为此设了三四个闹钟。药一旦停，病毒反弹，有可能引得病发，还会令身体产生耐药性。一旦防艾体系内免费供给的药不再奏效，就需要换天价自费药，甚至无药可治。

截至年10月底，湖北省报告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例，病例数排全国第13位，同样的麻烦也影响到了统计数据之外的人。湖北人汪树林在美国留学，家境殷实，他从来没有用过中国免费药，一直用的是「美国最好的药」，「美国保险可以报销」。按早早订下的计划，回湖北休假的他将在1月24日从湖北当时还未封城的某市去武汉搭飞机回美国。武汉封城后，他马上重新买票，改从广州飞。他需要解决的是国内这一程，某市飞广州的机票卖光了，于是他买了年后先去南京，再换去广州的票。一通折腾，总算搞定了，他感到稍稍心安。大年三十的晚上，他在打包行李时，由某市机场出发的所有航班取消了。他去不了美国，他去不了广州，他哪里也去不了。

像湖面涟漪，封锁自武汉开始，在各个湖北县市推及，很快就到了村一级。荆州的李京发现他村子唯一通往外界的那条路，被小车堵上了，只留一道缝隙，「最多能走个人，或者是骑个摩托车之类的」。没有特殊情况，人员和车辆都不得通行。天门的刘全有所在的村更彻底，所有交叉路口都堆上了土，堵得严严实实，这下，连救护车和物资车都进不来了。封村给一般人确实能带来安全感，却给这些面临断药的艾滋感染者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如果说他们的活动范围尚能在村内，那些在湖北工作的省外人回乡后，将发现他们面临严厉的禁足。何旺生自年前回到河北乡下后，作为高危对象，他和家人被要求在家进行隔离。他感到村里人对他倒是通情达理，村支书和社区医生只是反复对他强调要注意监控体温，也没有什么嫌弃与敌意。

何旺生算了下，药可以撑到14天隔离期结束，他略感宽心。他对村支书说：「我肯定会配合，各方面我做好真正自我隔离。但是完了以后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自由？」

「这个的话，不能给你确定的答复。」

隐私

从开始服药的第一天起，一个担忧就深深埋入艾滋感染群体的脑中，用武汉人王亚东的话说，「如果遇上天灾地震，或者战争爆发，还能不能吃得上药？」医院都是发三个月的药，服药是终身的，这意味着，每隔三个月，倒数计时的闹钟将重新启动。几位受访者都告诉《人物》，断药的恐惧要远远大于得知感染那一刻的恐惧。

王亚东习惯去哪里，药不离身。他把几百个药片藏到书包深处，回家就锁在柜子里。除了医生开的3个月的药，他通过自己的渠道额外多买了一个月作为储备。还有最后一道保险，他的钥匙扣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瓶，里面有着3天的药，他怕出门忘带书包。何旺生经常出差，他永远会把药分装在两个盒子里，「如果有一个盒子遗失的话，另外一个盒子还有补救。」

身边带够药，是个根深蒂固的常识，但与春节回家发生了冲突。很少有人把艾滋感染的事情告诉家人，而过多的药片与瓶瓶罐罐容易被发现，引起怀疑。外地回乡感染者的选择几乎是一样的，预估好天数，多带个几天，剩下的留在常住地。

所有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在封城封村之际都将面临断药的危机。相比其他慢性病患者，艾滋感染者处境更为艰难，四处寻药的同时，他们要保住这个秘密。隔离在河北家中，当村支书表示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帮忙解决的时候，何旺生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宁肯断药也不能说。

在不知情的家人面前，他们需要掩饰住内心的慌乱。大年三十那天，收到孝感封城的消息之后，刘军转向母亲，平静地问起晚饭是吃饺子还是米饭。那个问题在说出口时就已经完成了使命，他根本没有在听母亲的回答。

《人物》所有的电话采访都进行得极为艰难。担心隐私泄露，许多人拒绝了采访。愿意接受采访的人，有些因为和家人在一起，只能打字，不能语音。那位在美国留学的汪树林，为避开父母，选择去了哥哥家接听电话——哥哥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知道他情况的人。刘全有在家与《人物》通话时，审慎地选择措辞，将所有可能引发家人怀疑的敏感语句，含糊处理。刘军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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