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青少年抗逆力模式干预研究基于西北困境

［摘要］生存与保护模式是高危青少年抗逆过程中常见风险应对模式，它们在帮助青少年应对逆境的同时，也使青少年形成不健康的抗逆力策略模式，严重影响他们自我能力的健康发展。文章基于西北困境儿童调查资料的质性分析，探索高危青少年抗逆力模式的培养路径，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研究发现高危青少年的生存策略模式主要表现为情感隔离、行为冲动和亲密关系缺失的特点，保护策略的抗逆力模式则表现为隔离与拒绝的关系模式和工具性的人际互动模式，而健康策略的抗逆力模式则具有积极主动的认知特征和未来取向与目标导向的能力特征。对高危青少年的抗逆力模式干预可通过基于环境改善的提升家庭抗逆力以降低风险影响、提升父母效能以减少消极连锁两种方式;个体层面可通过改变认知模式理性应对逆境、提升自我效能促进应对能力、创造成功机会提高自信水平三种路径完成。

［关键词］高危青少年;抗逆力模式;生存模式;健康模式;保护模式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研究》年第5期，第-页

纲目

一、问题提出

二、干预研究理论框架

三、研究对象及方法

四、高危青少年不同抗逆模式特征

五、高危青少年抗逆力模式干预

六、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处于个性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其良好的心理状态及应对模式对其毕生积极发展都至关重要，是家庭、社会、组织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群体。然而高危青少年却因人们对不良后果的担心而时常进入大家的视野。早期高危青少年主要指社会闲散的、违背正常社会道德法律，其行为对个体和家庭都产生更多负面影响的青少年，如“二流子”“流氓”“死狗”等就是在传统农村中对高危青少年的描述。目前学界对高危青少年的界定多使用现状描述方式，如他们一般无法顺利完成学业，存在打架、斗殴、盗窃等社会失范行为，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对高危青少年的行为描述一般表现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聚众结伙、不遵守社会规范;经常出入电子游戏、桌球、赌博、录像厅等娱乐场所;其心理描述多为处于社会边缘近乎失控状态，游手好闲、精神空虚、寻求刺激或非法享受，性开放、多性伴、性娱乐、色情传播和色情交易等有不同程度存在，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影响身心健康的正常发展。这些人多为校外散居青少年，中途辍学，来自不良家庭;其行为原因多表现为个性张扬叛逆，追求独立而脆弱，理想信念迷茫，只关心个人利益，淡漠国家民族责任，心态浮躁，缺乏刻苦求真精神，沉迷于享乐;社会影响主要表现为经常惹是生非，有自伤自杀、药物滥用、性放纵、涉黄赌毒行为，对家庭造成压力，常引发家庭矛盾纠纷，并以不同程度败坏社会风气，对正常青少年有负面影响。

对结果的描述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学者们开始探索高危青少年行为产生的原因。有人将高危青少年界定为暴露于多种危险因素之下，如无家可归、自伤自杀、药物滥用等，或是指生活在消极环境中，缺乏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技能的青少年[1]。有人认为高危青少年因身处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境之中，为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而选择危险的、违规的、失常的和混乱的行为以发泄情绪、应对困扰，甚至是为满足自我认同及对强大自我的需求[2]。这些描述中，高危青少年虽表现出有问题的、违规的和危险的行为应对方式，但在他们生活情境下，这也不失为有效的应对方式[3]。如对流浪儿童的研究发现，加入帮派团伙是高危青少年的一个保护因素，其加入并非为了结伙偷盗或者打架斗殴，而是寻求在一起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获得，在团伙中他们不会被排斥，并可满足物质与情感需要[4]。

原因探索的结果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为高危青少年的社会治理带来重重困难。如有研究认为高危行为与青少年人格有关，正是人格特征导致他们更容易出现品行问题，有更高的攻击性和敌意水平[5];也有人从青少年生存环境中探索问题行为的原因，认为高危青少年问题与学校和家长监管有关，家庭关系不良是高危青少年品行问题的重要原因[6]，父母行为控制和青少年安全技能对青少年高危行为有中介作用[7];有人认为高危青少年受其问题解决能力影响，并将影响社会适应的问题解决能力分为计划制定、人际沟通、支持寻求、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五个维度，其中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作用最为显著[8]。问题趋近是正确评价问题情境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并在问题应对中表现为积极主动的行为倾向;问题回避是错误评价问题情境与自身能力，表现出回避退缩的倾向，二者共同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起动力作用[9]。也有人从青年文化生活角度认为青少年问题行为是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的亚文化，是他们偏离主流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表现[10]，还有人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对高危行为原因进行探索，如对青少年的高危性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健康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差、流动性大、人际关系复杂等都是高危行为发生的危险性因素，而总体幸福感是重要保护性因素[11]。

对高危青少年的干预研究主要表现为心理干预、团体辅导、亲社会行为训练等。张微等人对例高危青少年进行个体辅导与团体辅导的比较研究后指出，对高危青少年的干预应以个体辅导为主而团体辅导为辅进行[12]。孙思伟等人认为整体幸福感是高危青少年的保护性因素，建议注重对这些青少年的心理干预[13]。也有研究者认为需要注重对高危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发展其支持寻求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提升心理保护因素[14]。还有研究对学校自杀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干预探索，如谢红涛等人对65名有高自杀风险的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团体认知干预基础上指出，对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心理干预具有短期效果[15]。另有对青少年高危行为的研究认为多与艾滋病易感性相关，从生殖健康角度对青少年高危行为给予

转载请注明：http://www.hongxuandoor.com/jbzl/47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