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middot福柯诞辰一个本

编者按：今天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92周年诞辰。我们想从美国政治学家、思想史家马克·里拉对其个人生活、及学术与政治生涯所做的评述中，回顾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一生。

福柯一生的主要工作几乎都围绕着“社会边界及对它的僭越”、“权力及它与知识的关系”而展开。在他著成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书中，福柯对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种种区分——理智（sanity）与疯癫（insanity）、秩序与失序（disordr）、正常（natural）和反常（prvrs）——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分析，并对这些区分中蕴含的道德主义展开批判——指出其任意性和不确定性。此外，他也指向了现代生活中权力的无处不在。在《词与物》中，福柯更是指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作为研究的中心。

这与他的个人探索紧密相关。在同性恋还不为广泛承认的当时，福柯就已经在同性恋、疯癫、毒品、自虐甚至自杀中追求他所谓的“极限体验”。

在《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里拉谈及了福柯颇具争议性的政治实践。他参与到了五月风暴的动荡中，相信“去创设一个去中心化的新社会”，甚至主张推翻大众司法，教育大众成为“审判人”。年伊朗革命期间，他更以意大利某报通讯员的身份两次前往伊朗，“醉心于革命的‘狂欢’和‘集体意志’的暴力表达”。

马克·里拉在评述中将福柯在私域中的道德求索与他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每一场的政治参与中，福柯都延续了在自我认知与体验上对“道德作为一种理性活动”的质疑和僭越——他大加指责人道主义的政治意涵。这时候，福柯的思想带有的危险性就显现了出来：如果一个本质上自我的思想家试图将自己的努力扩展到政治领域，他的种种努力都只是与自己的心魔进行的斗争，而非对政治真正的兴趣和责任。也因为此，在今日重读福柯的作品时，我们需要去厘清，它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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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质上自我的思想家将自己的努力扩展到政治领域，会发生什么事情？

文/马克·里拉

节选自《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福柯在年5月所经历或他认为他所经历的，并不难以想象。直到那时，他的尼采式探索还是局限在国立图书馆和书斋中。但是，“五月风暴”让许多人都相信，资产阶级的常态与极端体验的界限已经在一代人手里完全消失了，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中，工人阶级将会和“非无产阶级的大众”——女性、囚犯、同性恋者、精神病人——一道创设一个去中心化的新社会。福柯一度也持有这种幻觉，并不遗余力地为之宣传，他放弃了学术上的沉默，代之以宣传员般的反智主义修辞。“我们为之奋斗的不是‘唤醒意识’，”他在年和吉尔·德勒兹的对话中说，“而是为了削弱权力、掌握权力。”他还说：

在最近的动荡（五月风暴）中，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借助他们获得知识：群众知道得足够多，毫无幻觉；群众知道的远远胜过知识分子的知识，而他们当然能够表达自己。但是，存在着一个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话语的权力体系。这就是新型的、参与政治的福柯说出的语言。人们看到，他现在在宣言上签名、加入游行的队伍，并向警察投掷砖头。这也是作为精神导师的福柯的风格，时至今日，美国学术界已然把这个福柯当作没生命的木乃伊一样珍藏着，学者们仍旧诉诸福柯那时发表的高深莫测、自相矛盾的对话及其主旨——探求权力（pouvior）与知识（savior）、话语（discours）与实践（practiqu）、身体与群体的关系。

在法国，福柯不像阿尔都塞那样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是尼采的信徒，但人们认为福柯和他所支持的激进左派分享着和平与自由主义的假设。米勒质疑了对福柯年之后的政治观的这种描述，并且令人信服地指出，福柯在那几年中参与政治的原因是出于他对“极限体验”的病态眷恋。尽管较年轻的那一代人中许多人都声称毒品、集体生活和性试验是逃避“权力”控制的手段，福柯却赞扬这些东西都是支配自我和他人的实践，可以反抗“西方文明中限制权力欲望的一切事物”。位于资产阶级社会边缘之上的不是较少的权力，而是更多的权力。因而，在年与诺姆·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福柯会愉快地宣称：

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专制乃至血腥的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在欧洲流血的20世纪70年代初，像他这样谈论权力和死亡可不是什么小事。70年代初，福柯与同他有联系的无产阶级左派在以下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即是否应当以意大利和德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为榜样，开始杀人。该组织的领导人班尼·列维（BnnyLévy）原本以为自己号召组织人民法庭审判“人民公敌”，立场已激进得无以复加，但时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的福柯走得更远，在一场著名的辩论中，他指出连司法程序都是资产阶级为剥夺人民的复仇权利而设置的陷阱。“应当从大众司法开始，”他说，“从人民的正义行为开始，并追问法院应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如果那还不够清楚的话，他补充说，国家的职责应当是“教育大众，直到他们自己说，‘事实上，我们不能杀死这个人’或‘事实上，我们非得杀死他不可’”。

对福柯持有单纯看法的人在读了米勒的书之后，毫无疑问会在这幅肖像面前心灰意冷——这当中的福柯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尼采主义者，深陷于当时的政治泥沼之中。然而，米勒对这一点的坚持是正确的，他对福柯极有影响的著作的描述亦是准确的，尤其是《规训与惩罚》（），该书充斥着暴力和施虐/受虐狂内容。这本特别的书是难以理解的，它缘起于福柯与一个激进的监狱改革组织的合作。《规训与惩罚》的潜在主张——现代社会的控制比以往的控制更具欺骗性，因为其实施过程是隐蔽的、非暴力的——对那一代人来说算不得新鲜，他们相信自己也正受制于“压抑的宽容”。而福柯对这一观点的探索也跟他的早期著作无甚差别。书的开头用令人惊惧的细节描述了失败的弑君者达米安被剥皮和分尸的过程，福柯在此表露了对血腥和酷刑的着魔，这与他对现代生活中冷酷、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的刻画形成了对比。福柯娓娓动人地说明：自18世纪以来，历史上以直接和残酷的方式实施的社会监控为什么并没有真正地得到缓和，事实上，借助学校、医院的规训手段，社会监控正变得更加普遍、深入和隐匿。这种新的监控方式比旧有的更坏，这不是因为它贯彻了权力（权力无所不在），也不是因为它由这个而非那个群体所控制，而是因为它指向的是灵魂的隐蔽范围，而不是在肉体上留下所有人都会看到的印记。

《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规训与惩罚》是福柯最不成功的历史学著作，但在美国却成了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对隐蔽“权力”的影射非常契合美国政治的妄想狂风格。事实上，米勒就极为认真地分析了这一点。而法国的反应则大为不同。尽管该书年一问世就有长篇的、有礼的评论予以回应，但在现代监狱问题上，年出版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则是更为有影响的著作。两本书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福柯对自己的书在法国影响的预期，因此而减弱。面对《古拉格群岛》震撼人心的有关身心酷刑的描述，而实施这些酷刑的政权还是法国人眼中代表社会进步的急先锋，人们很难安之若素、平心静气地认为西方的教室形同监狱。不久后，难民乘船逃离了越南和柬埔寨，再过几年，法国的一流知识分子宣布反对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事物。福柯习惯了通过嘲笑酷刑和疼痛来挑起神经质的窃笑，但现在，没有人笑得出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知识界急遽的政治变化氛围对福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米勒所认为的更为深刻。原因在于，福柯从来就不是政治领袖，他是法国人所称的跟随者：20世纪50年代，他与斯大林主义逢场作戏，到了70年代，他参与无产阶级左派，一直在追随（无疑唯我独尊的）巴黎的普罗大众。一旦巴黎群众改换方向，福柯就没有方向感了，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甚至在智识上，福柯也是混沌的。年，前毛主义者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Glucksmann）出版了《大师》一书，批评当代哲学家的极权主义情结，福柯给予了不遗余力的赞扬，尽管这本书间接地影射了他自己的作品。不久后，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上，他抛弃了对社会边缘化的研究，开始致力于较为传统的政治哲学问题，并鼓励他的学生阅读右翼的自由主义著作家，如弗雷德利希·A·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凡·米塞斯。然而，他在政治上的冒险依然左冲右突。每当爆发支持出逃难民或波兰团结工会的游行，他多半会出现在游行队伍中。但是，当年伊朗革命发生时，福柯又一次在政治中听到了塞壬对“极限体验”的召唤，这次革命的后果将破坏整个国家，并将人民置于无情而狭隘的统治下。当年冬天，福柯以意大利某报通讯员的身份两次前往伊朗，沉醉于革命的“狂欢”和“集体意志”的暴力表达，并赞扬其政治领袖是“政治上的教士”，他认为这场革命反映了一种健全的、“充满斗争和牺牲的宗教”。

人们也许会认为福柯言行的这种变化不过是机会主义的表现，目的在于迎合法国新近对自由主义和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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