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土拨鼠大明王朝和艾滋病造句

最近，阿基重温经典《土拨鼠之日》，被里面传说能预知天气的小可爱土拨鼠种草了。

一起呲个牙叭~

能有这么一只土肥圆的小可爱养在家里，那一定是每天幸福感爆表，多巴胺疯狂分泌的吧。

与此同时，阿基也发出了感叹，土拨鼠明明那么可爱，你们为什么要吃鼠鼠？为什么养土拨鼠的人那么少？

不问不知道，菜哥帮着查了查，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劝阿基放弃养土拨鼠的想法。

土拨鼠又名旱獭，虽然长得憨态可掬，但是却命途多舛，长期被疾控和植保部门列入监控、灭杀黑名单。

究其原因，原来土拨鼠是「鼠疫」的重要载体。

严格来说，土拨鼠本身不传播鼠疫，只是一个存储宿主。鼠疫传播主要靠鼠蚤为媒介。

鼠蚤如果吸了带有鼠疫病菌的土拨鼠，细菌就会在鼠蚤胃部开始大量繁殖；如果鼠蚤这时候继续吸人血，就会把病菌注入人体。

你们杀鼠蚤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杀我？

为什么看到鼠疫，就能吓出一身冷汗？

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造成全球经济停摆的新冠病毒，重症率才不到20%，而且是中老年人群更加易感。

而鼠疫中较轻的腺鼠疫的死亡率为20%～70%，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的死亡率则几乎为%，而且鼠疫除了可以通过飞沫传播，还有鼠蚤叮咬、皮肤传播的途径，人群普遍易感，没有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

鼠疫的传播能力和高致死率，使其成了我国规定的39种法定传染病中的第一位，和霍乱并列唯二的两种「甲类」传染病。

而今年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也只能屈居乙类传染病。

鼠疫的可怕不只是体现在数字上，这个超级传染病甚至改变了东西方文明的走向。

黑死病是最初爆发于14世纪40年代的疾病，是人类历史最恐怖的瘟疫之一。

其真正的病因就是鼠疫，患者在得病后淋巴结溃烂，之后肺部也跟着病变，死亡时患者会因为皮下出血出现大量黑斑，因此当时被称为「黑死病」。

当时贸易发达的佛罗伦萨是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薄伽丘在《十日谈》开篇这么描述佛罗伦萨的可怕场景：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茔里面，情形更加严重。

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起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黑死病肆虐佛罗伦萨

欧洲当时城市人口密集，但是卫生条件极差，在宗教的影响下，甚至有人认为不洗澡才能让你更加接近上帝，身上的污垢可以保护自己不受疾病和恶魔的入侵。而教会一开始更是主张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因此，黑死病在欧洲疯狂肆虐，导致尸横遍野，直到到年逐渐消退之后，欧洲至少损失了超过总数三分之一的人口。

当时医生为了杜绝感染所佩戴的鸟嘴面具，也成了死亡的象征，成为了现在蒸汽朋克文化中的代表意象之一。

鸟嘴面具的确源自于瘟疫

在这场瘟疫面前，统治欧洲的教会权威极大地被动摇。人们在教会的要求下，在「审判」面前积极向教会奉献、向上帝忏悔、祈祷唱赞美诗，然而都无法阻挡瘟疫的蔓延。

这让人们开始质疑教会的权威。面对可能马上到来的死亡，更多人选择抛弃的禁欲的传统，开始疯狂享受当下的生活，催生了现实主义的出现。

而且在疫情面前，身份、等级、门第失去了意义，客观上促进了平等的观念的诞生。在黑死病的催化下，欧洲文明逐渐开始了了跨度上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

插播个冷门小知识：

年的伦敦大瘟疫中，年轻大学生牛顿也被迫在家隔离，无聊的肥宅时光中，他创立了微积分、光的分解理论，确立了牛顿第一、牛顿第二定律和引力定律的基本思想。（想想你们隔离时都干了啥？

除了西方，东方的文明古国也曾被鼠疫虐惨。

明朝末期，浩浩荡荡的李自成起义爆发。

李自成率领的闯军，在起兵之初战斗力低下，在宁武关大战的时候，被守军数千人干掉了七万多人，只能靠人数优势获得惨胜。

但之后的明军却战力急转直下，李自成大军达到京师的时候，甚至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拿下了明朝的都城。

其实，李自成到北京的时候，那里早已经是一座元气大伤的空城。《通州志》记载了崇祯十六年的疫情:

这里的「疙瘩病」就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患者的身体肢节间会突生一个「小瘰」，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发作之后几乎无药可救。

这场疫情极大的打击了明军的战斗力，京师守军在疫情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被描述为「衣装狼狈，等于乞儿」，战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电影《大明劫》描述了明军遇到的溃灭性瘟疫

可惜，李自成成也鼠疫，败也鼠疫。

在他入京之后，自己的军队也感染了鼠疫，结果本来就不是很强的战斗力进一步弱化，被入关的清军势如破竹。

大明灭亡、清军入关，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

鼠疫的可怕可见一斑，靠着可怕的转染性和致死率，数次改变了东西方的文明走向，不愧其排在「甲类」传染病的地位。

进化论大家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了，在外界的自然选择压力下，物种会逐渐适应环境，适者生存，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进化。

从基因的角度看，就是更适合环境的基因型被保留下来，不适合的被淘汰掉。

在鼠疫这种超高致死率的疾病下，自然选择压力也是极大，那么有没有导致人类的进化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CCR5-?32基因突变。

HIV-1作用于CD4+辅助性T细胞

CCR5基因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在研究抗艾滋病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携带CCR5-?32突变的欧洲人对引起艾滋病的HIV-1病毒有一定的免疫力，而CCR5-?32纯合的个体甚至可以完全免疫HIV-1病毒。

世界上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也被称为「柏林病人」，就是这个基因突变的受益者。

他同时患有白血病和艾滋病，本来已经命不久矣。但是在为了治疗白血病移植了别人的骨髓之后，他的艾滋病居然也神奇的被治愈了。

在街头微笑的乐观的Timothy

原来他的骨髓提供者是在欧洲百里挑一的CCR5-?32基因纯合突变者，柏林病人也幸运成了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而CCR5-?32突变，根据科学家们的推算，至少已经出现了年了，它肯定不是因为20世纪才流行起来的艾滋病而被选择出来的。

而且CCR5-?32的突变有明显的地理倾向，在欧洲分布广泛，和黑死病地区有很高的重叠。因此科学家们推测CCR5-?32基因的出现和黑死病的选择压力有关。

CCR5-?32基因在欧洲的频率分布

而CCR5-?32在中国之所以有名，可能还要感谢年底的「基因编辑双胞胎」事件。当时，这个实验的目标就是将双胞胎的CCR5基因编辑成CCR5-?32版本，以此来达到对艾滋病的免疫。

可惜的是，这个实验在科学伦理和实验必要性上都有问题，技术上也存在缺陷。

扫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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