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医学化与健康暴政
▲欢迎 迈克尔·菲茨帕特里克（MichaelFitzpatrick）是一名在伦敦工作的普通全科医生（generalpractitioner,GP），他在年出版了《健康的暴政:医生及生活方式的控制》（TheTyrannyofHealth:DoctorsandtheRegulationofLifestyle），在这本书中他从一名医生的视角，根据自身的临床经验论述了与健康有关的哲学问题。全书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社会为背景展开论述，将健康干预作为主线，以健康政治化、生活医学化、疾病道德化为主题，主要论述了生活医学化的不同方面和形成过程以及医学化背后隐含的医学对于社会的干预和控制。
菲茨帕特里克认为，政府和医疗机构以健康的名义将医学渗透到患者的日常生活中，“夸大了日常生活的风险，比如吃牛肉、日光浴和性”[1]prefacei，从而使人们陷入不必要的健康恐慌和道德恐慌，引起了人们对个人行为的反思。健康恐慌以及健康恐慌的传播助推了生活医学化，使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行为纳入医学范畴，“强化了患者对医生的依赖和国家对个人的控制”[1]13，医学干预个体的心理和社会生活，使个人处于不自由的境地。因此，菲茨帕特里克认为，医学应该与政治、道德划清界限。通过对生活医学化与健康恐慌的深入剖析，不难看出由健康问题引起的生活医学化与健康恐慌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些对生活医学化的思考蕴含着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宝贵启示。
1生活医学化与健康恐慌1.1生活医学化及其特点
关于生活医学化，菲茨帕特里克并没有具体阐释其定义，而是从疾病的社会化、道德化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来诠释医学化的内涵。他认为，医学化过程一方面扩大了疾病的外延，把广泛的社会和生物现象纳入医学范围，如肥胖、高胆固醇；另一方面将疾病的评估范围扩大到心理和道德方面。“那些得癌症或心脏病的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人们对他们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责备”[1]6。一般来说，疾病是指病理学基础上的医学异常症状。在这里生活医学化扩大了疾病的定义，智力迟钝、肥胖症、焦虑症等日常生活问题被列为医学领域问题，疾病的社会化和道德化相互联系，因此这些日常生活问题也被认为是不健康和不道德的，引起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不必要的担忧，从而产生健康恐慌和道德恐慌。
生活医学化的特点在于：第一，医学化过程扩大了疾病范围，医学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方面，同时人群覆盖范围也更加广泛。一方面，肥胖、焦虑、多动、失眠等异常社会行为被纳入医学范畴，同时人们自然的生命过程，例如“性（怀孕）、生育、儿童发育、经期不适、更年期、衰老、死亡”也被医学化了[2]。另一方面，医学化过程在诊断目标人群覆盖范围方面的扩展，涉及婴儿、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人，如婴儿猝死、儿童多动、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烟等问题都被纳入医学范畴。另外，医学化涵盖对象在性别方面的扩展，不仅包括女性还有男性，如男性更年期，谢顶已成为医学化的实践对象。第二，医学权力以健康的名义扩展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疾病范围的扩大，一些社会异常行为和自然的生命过程也被医学化，医学权力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名义，介入到人们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如为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医生会建议患者个人生活中的安全性行为。第三，越来越多的具有某种形式的化学药物依赖或心理缺陷的人被诊断为疾病。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彼得·康拉德（PeterConrad,-）认为，医学化的关键在于是否把某种社会问题或行为问题定义为医学问题，即医学化是“对于一个问题，用医学术语去定义，用医学语言去描述，用医学框架去理解或用医学干预去‘治疗’。”[2]菲茨帕特里克在书中论述了年世界卫生组织采用“酒依赖综合征”[1]术语，将酒依赖定义为一种疾病。“酒依赖被看作医学问题来治疗，贴上了疾病标签”[3]，医学主体就会名正言顺地控制他们的行为，这也意味着“个人行为的医学化”[1]。
1.2健康恐慌及其特征
菲茨帕特里克认为，人们越来越 健康恐慌一方面引起人们对致命疾病的恐惧，另一方面促成了新的安全性的道德框架。健康和道德本身没有关系，然而，当它和不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以健康名义去规范生活方式，就会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例如，由于艾滋病感染途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联系，患这种疾病的高危人群通常是吸毒者和男同性恋者，这些人的行为就会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们就会以健康的名义来谴责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方式。由行为的失范导致的健康问题，健康规范自然而然进入到了道德规范领域。因此健康恐慌同道德恐慌结合在一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健康和道德的双重约束。
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菲茨帕特里克认为，十年前（20世纪90年代）的健康恐慌“源于一种严重的疾病，它通常有一个强大的符号特征。”[1]22-23一方面，恐慌源于疾病的严重性和致命性，如艾滋病病毒感染致使人的身体极度虚弱，恶性黑色素瘤等皮肤癌会造成难以恢复的毁容后果，婴儿感染疯牛病会出现突然猝死的致命结果。对于个体来说，感染这些致命疾病的可能性很低，但是由于人们很难对这些疾病的病因进行精确判断，这种对疾病判断的不确定性，往往使人们和自身生活相联系，增强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慌。另一方面，疾病被赋予道德意义。疾病本来只具有生物学意义，表现为身体状况的异常，但在这里人们将疾病和道德相联系，因此身体上的不健康被认为是不道德行为造成的。正是“由于这种象征性的符号意义，恐慌才能够从医学领域进入到道德领域。”[4]菲茨帕特里克认为，与过去十年相比，现在恐慌又有了新的特点：第一，过去政府和医疗部门对健康问题的反应通常是尽量减少公众的恐慌和减轻公众的焦虑，但现在一些健康恐慌往往是由政治家或医学专家发起。第二，今天的公众更加热衷于对健康问题的讨论并且对健康运动的反应也更加敏感。
2生活医学化与健康恐慌的关系2.1健康恐慌的传播推动了生活医学化的进程
菲茨帕特里克按照恐慌传播的不同速度和强度，将恐慌传播过程分为建立、起飞、间隙、稳态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同时，生活医学化也在恐慌传播过程中形成和扩展。在恐慌建立阶段，医学专家把关于健康问题的争论从医学领域开始向外蔓延，将健康问题也从专业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医学也随之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体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将会全力报道健康问题，这时恐慌借助媒介开始起飞。恐慌间隙关于疾病起因的各种“替代假说循环往复”[1]26。一些原本不属于医学问题的现象开始进入医学讨论的中心，媒体开始寻找新的视角来报道专家的争论，并且为专家提供了一个相互论证的平台，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但是这个阶段医学专家并没有对健康问题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公众一方面 在医学化过程中，政府和医疗主体，媒体和公众等四个因素，客观上强化了人们对于健康的恐慌。
一些旨在提高公众健康的宣传运动和官方指南，刺激了公众对健康的 因此，菲茨帕特里克认为健康恐慌及其传播，累积培养了公众的健康忧虑，虽然恐慌程度不同，但都对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公众不断接受一个规模扩大的医疗干预氛围。恐慌的传播增强了患者对医生的身体、心理和精神依赖。一方面患者希望从医生那里得到身体疾病的治疗，另一方面也是寻求一种心理、精神上的慰藉。因此，医学意识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医生居高临下地向日常经验分派着知识，医学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把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行为定义为疾病，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日趋医学化。
3对生活医学化的审视与反思不断渗透的医学实践范围从患者的身体、心理到社会生活（性侵害、家庭暴力及子女教育），医学空间与社会空间重合，“人们开始想象医生的无处不在。医生的目视交织成了一个网络，时时处处实施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机动的和有区别的监控”[6]，医学干预渗透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患者的心理和社会生活陷入医学化的“陷阱”，这种医学化过程背后隐藏着政治和医学主体以健康名义对患者个人生活的干预和控制。菲茨帕特里克主要从患者的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对医学化的权力渗透进行反思，以此呼吁医学应该与政治、道德划清界限，使医生回归医学实践的初衷，专心治病救人。
3.1心理障碍领域
在患者的心理方面，医学化延伸到“心理健康领域，医学将个性和行为的越来越多方面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1]96。例如，对于儿童多动症的界定，将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经常乱动的孩子定义为一种不正常的医学疾病。更常见的是生活医学化对大多数人的生活不快乐定义为精神抑郁症或者将身体出现慢性疲劳症状定义为“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精神疾病。菲茨帕特里克认为，这种对医学化的定义具有“个人和主观特征，没有客观地确认或监控疾病的过程”[1]。尽管对什么是精神疾病,目前各个国家都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由于人们对健康的 菲茨帕特里克认为，这种对心理障碍医学化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即便是增加医生的工作量，也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多种多样疾病的心理和精神治疗需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理和精神咨询不可能为人们解决个体心理和精神问题提供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
3.2社会生活领域
在患者的社会生活方面，菲茨帕特里克批判医学从公共领域渗透到个人领域，使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自主性受到限制。生活医学化使医生开始积极 其一，在患者的性侵害方面，性健康教育活动鼓励医生在患者的健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性健康教育不是以防止疾病为中心，而是鼓吹新的性道德，医生用“安全”与“不安全”取代“好”与“恶”，构建出一个独断专制的道德代码。这种性的医学化的过程，实质是对健康权力监控的过程。福柯认为这种取代了传统的道德规范的健康分类，其监管程度更为深入。
其二，在患者家庭暴力方面，菲茨帕特里克援引英国医师协会（BritishMedicalAssociation,BMA）报告称“医生是处在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对患者进行干预，因为他或她不一定需要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而只需要识别和了解家庭暴力发生”[1]-。即医生不需要患者提供家庭暴力的司法证明，只是在患者咨询身体疾病的时候，询问他们是否正在遭受家庭暴力，并且予以建议，这意味着个人领域遭到医学专业的干扰。不管这种方法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是否有效的，都是以私人空间暴露在公众的监督和控制下为沉重代价。
其三，在患者的子女教育方面，医生对患者给予指导，菲茨帕特里克认为是医生对父母自主权的入侵。医生以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名义，入侵到孩子和父母之间，对患者的家庭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以生活的忠告形式的医疗干预，超出了医生治疗疾病的应有范围。
医生角色的变化同样改变着患者的角色，使其逐渐成为医学干预的目标（客体），而不是寻求医疗关怀和医学治疗的主体。因此，菲茨帕特里克认为从公共健康的视角，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咨询是健康促进和疾病防治的一个很好机会，但是医生利用一切和患者接触的机会，询问并且记录患者日常生活的情况，打听他们是否经历家庭暴力或者是否始终进行安全性行为实践，同时提出一些劝告，这是对患者个人生活的入侵。
4结语正如康拉德所预见的“未来几十年内，医学化将日益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现象”[7]，健康恐慌已经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对于健康会有不同的定义，但菲茨帕特里克的观点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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