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携带者道德不行别让歧视成为艾滋
戳上面的蓝字 A、输入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 B、未消毒的针头和注射器,静脉吸毒者共用针具被艾滋病病毒污染。 C、共用其他医疗器械也受到感染,但比较罕见。但是如果注射器和针头没有彻底消毒或者不消毒就可能感染艾滋病。 D、纹身、于是修脚等用具没有彻底消毒,可能会通过破损处感染艾滋病毒。
母婴传播。如果孕妇在产前就感染了艾滋病,在临产过程中或者产后都可以将艾滋病传染给胎儿,也可以通过母乳喂养传染给婴儿。
因此,是否罹患艾滋病与道德无关,艾滋病患者也不该接受“道德刑罚”。艾滋病从来就只是一种疾病,和糖尿病、高血压、乙肝这些慢性病没什么不同。
但在我国,由于污名化、歧视、偏见,使得艾滋病成为一种“社会疾病”,社会环境使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环境较艰难,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也相对困难。而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歧视也已被看作是艾滋病的“第四种传播途径”。
相较于过去,整个社会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已经大为提高,但误解、歧视依然存在,科学的防护知识仍然不足。
HIV携带者=道德不行?近日,王克(化名)一纸诉状将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诉至法院,原因是他在报名参加江西上饶市市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试时,因在体检环节中查出HIV抗体阳性,被拒录。
“这次拒录等于否定了我整个的奋斗方向。”
“他说我至少是道德不行。”王克无奈地对“北京时间”说起人社局领导对他的评价。“得病后,食堂把我的饭都给停掉了”,体会到人情冷暖之后的王克坚称,自己要把官司打下去,“如果不较这个真,这样的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心有不甘
在采访中,王克透露,自己是在年春节后不久得知自己感染了HIV,“腿直接软了,靠在桌子上。我才30岁啊,当时特别伤心,特别难过。”
“当时就觉得有点不甘,也怕死。我不甘是因为我从农村走出来,为了能够改变命运,这些年我一直往前冲,努力做事挣钱,拼命参加各种考试、应聘,面试基本都排第一第二。当得知自己感染了HIV,就好像是在高速上奔驰的车,突然一下子急刹车,要停下来思考生与死的话题。”
王克说,妻子在得知他感染了HIV时表示“生与我一起生,死与我一起死,她说如果我真的过(注:方言,去世)了,她也不活了。”
“我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病,我告诉他们回去不要跟村里的人说,不是什么光彩的病,我父母也很听话。得知我生病了,最喜欢我的舅舅,从深圳赶回来。当他看我的确诊单的时候,整整站了半个小时,完全没反应过来。”
王克说,自己想尽量给妻子一点补偿,在自己住院的那段时间里基本交代了后事,“我把这些钱和刚买的房子全部交给了我爱人。因为当时我的期望值是,自己最多再活个一年半载。”
如何患病
当记者问其是如何感染的时候,王克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交过四五个女朋友,我住宾馆住得蛮多的,也喜欢按摩,所谓的养生。在读书期间,我每隔一两个月都要做一次按摩或者针灸。”
“后来住院期间我发现这个病有很多是同性恋感染的,还有很多卖淫嫖娼的时候感染的,医院里搞卫生,不小心被刺到了。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个环节感染的。”
“他们说我道德不行”
据悉,上饶市市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试期录取要过笔试、面试、体检三道关,王克是以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体检环节。
然而,在体检中,上饶市人社局告诉王克,体检报告显示HIV呈阳性,并再次通知他进行体检,前前后后王克一共去了5趟上饶,抽了4次血。
在第三次复查的时候,王克和人社局医院门口起了争执,“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复查了,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只能复查一次。他说你自己得了什么病,自己应该很清楚啊,怎么感染的,你应该自己反思一下自己做过什么事啊!说我有可能是搞多了女人,或者说,嫖多了娼。至少是道德不行。”
打算较真到底
“4月5日,我接到人社局打来的电话,说我没有被录取,理由是: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18条,艾滋病不予录取。我说那你给我书面报告,不到一分钟,马上发到我邮箱里来了,应该说他们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而且接着马上替补人员进入体检,我说那准备法院见吧,我就打算较真到底。”
王克透露,在报考前自己曾向当地和上饶市的疾防所,也问了江西省疾控中心和中国疾控中心,“他们说从他们的角度,不可以查艾滋病,应该是可以录用的。而且还说我报考的这个岗位不是公务员,而是事业编,所以我才有信心去报考。我特别用心地准备这次考试,是想证明,虽然我有这个病,但是我并不比别人差。”
除了打官司,王克也想过其他解决办法,“我打电话给时任上饶市市委书记陈俊卿,没有打通。后来我打电话给马承祖(时任市长,现任市委书记)。马承祖接了我电话,说会派人了解此事。但之后也无结果了。”
“我联系了很多省内媒体,但都没有回音。之后,我又找了江西省卫生厅、江西省疾控中心、江西省人事厅。包括江西省的法制援助中心,上饶市的法制援助中心。”王克说,“我还写过信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相关部委。反正我能找的人,能找的部门,我都找了。”
王克和代理律师商量上诉事宜
生不如死
通过这件事,王克向记者表示,自己找了这么多地方最终都没有说法,所以下定决心,不管结果如何,都要打这场官司。
同时,他也表示这次拒录等于否定了自己整个的奋斗方向。“我觉得凭自己的能力,不需要拉关系,走后门,完全可以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现在感觉被整个社会否定了,抛弃了,简直生不如死。”
“我这是第七起艾滋病人(感染者)受歧视的官司,真正出庭的我是第一个。我站出来说大一点就是所谓的发声,说小一点,是为我个人,在以后的奋斗道路中没有阻力。如果不较这个真,这样的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现在站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享有的权利,不能说剥夺就剥夺,社会需要这种较真式的文明。”
王克说,打官司最深的感触,就是一起老百姓常说,民告官很难,但是没想到真的特别特别难。真正的阻力远远超乎他个人的想象。以及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缺乏理解和包容。虽然,国家提成要关爱艾滋病患者,并且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处处受限制和歧视。
人家把我当瘟疫
“我希望整个社会能够平等看待我们,我们不需要额外的照顾,只需要公平对待就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人活在世上,无非是把上孝顺好,把下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庭过得好一点,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整个社会不就和谐了吗?可是,这个最朴素的愿望,对于一个艾滋病患者来说,却显得非常遥远。”
王克说患病以来,一些和亲戚朋友关系都疏远了,亲戚间王克也很少走动,每月的聚会他也是能多就躲,“我不想给他们添乱”。
王克说当单位得知自己患病之后,单位食堂就把他的饭给停了。
“我办公室有十多个人,完全把我当空气,他们去别的办公室玩,就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有时候也比较气愤,把音响开得很大很大,搞得跟KTV一样的,也没有人理我,人家把我当瘟疫。”
“以前吃饭都是公共的碗,后来同事都拿着碗去吃饭,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有一个碗。”
“一个办公室的几个同事,毫不掩饰地就把办公桌都挪了,挪到旁边去了,本来我跟他们一个是面对面,一个在旁边,他们直接把自己的办公桌挪走了,不跟我挨一起。感觉所有的人都在躲着我。平时关系很好的朋友,有的直接就不搭理你。”
王克说,其实自己并不恨这些人,但对于那些愿意跟他讲话,还愿意理他的同事们表示感恩,非常感谢。
“这个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恐怖。它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正常握个手、拥抱,是不会传播的。目前,这个作为个人隐私,都是受到保护的。我恰恰认为,不应该把这个当成一个秘密。其实秘密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就是人家有恐惧才会成为秘密。就像我说我今天感冒了,我今天艾滋了,又怎么样?”
如果您身边有HIV携带者,您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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